为什么地产步入低谷时政府会施以援手，这不是悖离了中央打压地产的决心吗？
众所周知，地产调控已经成为政府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尽管调控的压力很大，但是国家的调控之心却不曾动摇过，从各届国务院总理对地产的态度就可见一斑。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很少会出现把控制某一行业的过快发展当成衡量地方政府工作成绩的考评指标，而地产就享受到了这种“特殊待遇”。
政府对于地产调控的态度不可谓不坚定，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在地产步入低谷时，政府不趁机打压呢？如同，地产涨势如虎，徒手生擒不得，而在猛虎落难时不仅不趁机擒获，反而还要放虎归山，国家对地产的态度真是暖昧迷离。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先从一个概念入手，这个概念叫支柱产业。如果不理解支柱产业的特点与价值，就无法理解政府对地产矛盾而复杂的心理。
支柱产业是指在国民经济中生产发展速度较快，对整个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业。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连锁效应，能诱导新产业崛起；对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各部门、所处地区的经济结构和发展变化，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许多学者认为地产行业不能算支柱产业，因为整个行业还是处于钢筋加混泥土的原始阶段，缺少新技术的应用与变革能力。当然，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
不过，我们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明地产行业应当属于国家的支柱产业——而这个角度就是行业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通常，我们把产值在国民经济生产总值中占到5%的产业称作支柱产业。在许多发达国家，房地产行业往往占到20%以上，但在我国，除深圳、广州、上海等一些城市达到8%左右外，仍有许多城市未能达到这个标准，我国房地产行业只是粗略达到这个标准。因此，将房地产行业称为中国的支柱产业，更多是从其发展前景与影响力上定义的，因为，房地产是一个产业关联度很高的产业，房地产串连起上下游多个产业链条，它能拉动钢铁、水泥、木材等行业的发展，同时对于家电、居家用品等产业的发展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房地产还对金融业的稳定和发展，对于推动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改善民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言以蔽之，地产行业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基础性行业，它高度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当地产行业处境艰难时，如果国家还追加调控措施，让地产行业遭受到毁灭性打击，那必定会殃及国家经济，甚至让相关的产业也带来灾难性后果，显然，这种局面也不是国家愿意看到的。有一次，我和家装行业的一位朋友聊天，在双方都感叹市场艰难时，他的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说：“如果你们地产行业有点伤风感冒，那我们肯定早已风霜雪雨，小命难保了。”
因此，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全球金融风暴来袭的2008年，政府充分肯定了地方政府对于地产行业的救市行为。比如长沙就推出了购房八万补贴的政策，许多城市也推出了各种优惠政策，以支持地产行业的复苏。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所言——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正是因为各项政策在危机关头给予地产行业以信心，才让整个行业有了喘息之机，终于盘活回来。
房地产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也是经济稳定的磐石，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这样说来，房地产市场越红火，对经济的贡献价值就越大，既然如此，那么国家为什么还要费力不讨好地去打压房地产呢？
这里我们再讲一个牛三的故事。
牛三是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在一个城市拥有大量的投资项目，项目涉及酒店、旅游地产、连锁餐饮等。因为生意红火，牛三的企业成为市里的纳税大户，牛三本人也成为明星企业家，只要有牛三出席的活动，都会有大量的人慕名而来。
牛三的成功事迹越传越玄乎，头上的光环也越来越耀眼，牛三成为一块金字招牌，成为“投资之神”。许多有钱人也乐意把钱投给牛三，不仅收益稳定，回报率还挺高。牛三不差钱，还经常受到政府照顾，事业疆域越来越大，财富的雪球也越滚越圆。
牛三风光无限之时，有人向政府举报，说牛三根本就没有那么多钱，牛三的钱大多都是通过非法融资而来，牛三的公司就是一个空壳，他是一个资本空手道的高手。举报引起了政府的高度警觉，通过多方调查，证实举报属实。
牛三非法融资，理应逮捕。但是，政府却犯难了。如果把牛三批捕了，许多项目正大兴土木，中途停工肯定会导致烂尾。项目停工，高楼烂尾，就必定会造成大量的债主血本无归，大量的坏账、烂账不仅殃及城市经济发展，更重要的是此事会败坏政府形象，同时损害城市的投资环境。
牛三是抓还是不抓？地方政府面临的这种纠结如同国家之于地产调控的纠结。不调控吧，房价过高，严重影响人们的消费能力和幸福指数，调控吧，又可能会影响经济运行状况，政府也确实有些为难。
既然如此，国家干脆就放开房地产市场，不再调控嘛？答案肯定不行，不能因为牛三欠下他人大量账务就对他姑息养奸，因为，如果任其发展，牛三肯定会影响城市经济，甚至让政府破产。对于地产调控的必要性，在此我们简要说明一下。
首先，这是维护国家经济稳定运行的要求。良性的行业发展，有利于经济的新陈代谢，强生固本。大量的投机资本催生楼市泡沫，一旦泡沫破裂，对于国家经济稳定将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其次，维护社会公平。在供不应求的短缺状态下，有些有限资源，政府应当有责任、有义务保证那些低端群体、满足自住性需求的群体、首次置业的群体。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他们的需求优先得到满足。如果我们简单地把资源交给市场。那么，在供不应求的情况下，自然是富人先得，如果一味是价高者得，这不符合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
举个例子，一辆公交车有30个座位，一个有钱人把30个座位都买了，这就导致后来的人看着空座，却只能站着。房子和公交车座位同样属于公共资源，你第一个上车，可以任意挑选一个座位坐，但是不能因为你有钱，就把其他座位全占据了，这种行为明显损坏社会公平。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调节。
再次，优化城市化战略布局，提高有限资源的配置效率。如果国家人口过度向北上广深城市集中，我们会成为今天的孟买。奥斯卡获奖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生动地展示了因为公共资源分配不均，造成天堂与地狱并存的悲惨景象。国家要调整城市结构，让有限的资源在合理比例上配置在中小城市、二三线城市，形成大中小城市的合理结构，让人口的城市化更多地向这些需要进一步扩张的城市集中，这才是调控地产的应有之意。
第四，为改革争取时间。要让房地产平稳健康有序地发展，需要实现4个调整，即城市结构的调整、土地制度的调整、中央与地方之间税赋关系的调整和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