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中，提到了“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需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且“将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确定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原则之一，将法治有机贯穿、深度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各领域改革”。
我们知道，按照我国宪法，立法权属于人民，由代表大会来依法行使。但是立法的专业性、统一性、科学性问题，由谁来负责呢？
要知道，中国是个大国，截至2024年4月26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共计302件，这还不包含行政法规。中国的法律文本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涉及到上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家安全、国防和军队等各领域，而且关系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这四个层面。所以依法治国，建立法治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工程。首先法律和法律间保持一致性而不是相互抵触，其次立法的科学性，都是关键的问题。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非法”、“恶法”，乃至“小法”、”部门法规”干犯“大法”、或者“法律事实上损害了人民或者一部分人民的利益等现象，妨碍了我国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的基本原则。
留心，笔者此处说的并非“立法”的合法性，而是“科学性”、“专业性”、“一致性”。这就好比你说你是某某大学本科毕业的，你的这个说法是否“合法”，取决于你的学历学位证明，而你到底是不是在校期间注重好好学习、学到对的知识，出了社会是否积累了对的相关实践经验，且学以致用，是不是两个问题？
“科学性”、“专业性”、“一致性”的问题，在我印象中，任何一部法律并未提及。但是这个问题很关键。
还好，《决定》再次为我们定了调，规定“在立法方面，《决定》强调完善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立法工作格局，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量”。
那么，如果涉及《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它也应该是“党委领导、人大主导、政府依托、各方参与”的。
前两样我们不需要多说，“政府依托”，笔者认为，所有与此领域相关的部门，都应该达成一致性，简单说，文物的保护就涉及国土资源的开发，利用涉及市场流通机制是否健康和畅通。这里说的一致性，当然并非无差别的参与性或者侧重性。从过往实践来看，堵点主要还是市场流通机制不畅，部分行政行为对市场的流通造成了阻碍。
最后，“各方参与”，笔者觉得，既然《文物保护法》修改的一大亮点是“民间收藏”领域的改革，涉及到近一亿人的物权，所以这一亿人应该被包括在“参与”的人群中，而其合法诉求应该是要认真考虑的。这就好比房地产方面的任何政策落地，它都离不开地产开发商、银行，以及买房人等等的参与。我们现在看到《文物保护法》的历次提交“修改稿”虽然局部采纳了一些民间收藏界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对“物权”的保障还是没有落到实处的，最基本的就是二审稿大量的规定，事实上还是在侵犯物权，而经济生活的实践中，民间收藏品“被贬值”的现象十分严重。
另外提到“加强涉外领域立法，提高立法质量”，在文物“涉外”领域，据笔者了解，国外拍行自2012年就在上海落地，2024年又进驻了海南自贸区。这显然不会是外资主动跑过来开个工厂一类的事，而是改开过程中的某种安排。
但是“二审稿”中涉外相关条款，尤其是在私人物权方面，对内外资的区别对待还是异常明显的，这首先从物权法方面没有任何依据，而从《文物保护法》来看，笔者也提到了两种保护的区别，即对国有文物是对“物”的保护，而对私人文物是对“权”的保护。既然私人物权附带了处置权和收益权，当然也包括吸引外资开办企业或者设立博物馆等等。而“二审稿”高举着“保护”的旗帜，事实上是把这两种“保护”的特殊性质混淆了，把私人的“物”也都划入了国有的“物”一并保护的逻辑中。这种不区分产权的“保护”，是否符合我国物权法的规定？我们看到国家文物主管部门的文件中，把这两种“保护”区分得十分清楚，对于“国有文物”，有关部门有义务保护“物”，实行责任制，层层落实。而对于“民间收藏”，提到的则是“市场经济”、“管理服务”、“做好服务”、“官方民间市场主体地位同等”等。
我们知道，改革开放是一种政策发力，而这些政策发力，至终要落实到“依法治国”的“法律文本”和执行上；另外，“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原则和方向，所以改开也应遵循“法治”逻辑。这两者互相促进，相得益彰，形成统一，乃是《决定》的境隋，也是改革开放的方向，进一步也是《文物保护法》修改的方向。
